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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办人 霍韬晦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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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韬晦教授

  霍韬晦先生年轻时就很有远见,六十年代的他只有二十多岁,就深深感受到当时的佛教太落后、太保守、太迷信,佛教必须现代化,否则佛教思想的大智慧将被现实的海洋淹没,被世俗的社会错认。有见及此,他在七十年代起,就全力推动「佛教思想现代化」之工作。

在时代之先的人

  除提出新研究理念及方法外,并创造出许多思想上和工作上成果。1982年在香港创办「法住学会」,以「文化永不死亡」为义,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带进社会。1994年,设立「喜耀生命」课程,以孔子及禅学之教育方法,启发学员之生命成长,并在广东肇庆购置风景秀丽之土地,设立读书、养生之「抱绿山庄」。1999年,成立「喜耀教育文化基金」,支持中小学教育及社会文化、教育、出版、会议、论坛活动。同年应粤西罗定政府之邀,至罗定开设喜耀学校,又往新加坡推广生命教育,2004年成立新加坡喜耀文化学会,2009年成立马来西亚喜耀文化学会。2014年在马来西亚开设喜耀国际学校。事业遍及海内外,被誉为「现代孔子」、入选科学出版社主事、钱伟长主编之「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(哲学家)」之列。

一、作为当代佛学研究先驱的霍韬晦先生     >>

霍韬晦先生年轻时就很有远见,六十年代的他只有二十多岁,就深深感受到当时的佛教太落后、太保守、太迷信,佛教必须现代化,否则佛教思想的大智慧将被现实的海洋淹没,被世俗的社会错认。有见及此,他在七十年代起,就全力推动「佛教思想现代化」之工作。

 

  这个工作很难做,因为必须有极好的学术训练。例如佛教思想要脱出古旧语言的障蔽,就要用现代语言、现代思维重新演绎或诠释,将之翻新;佛教思想重新走上人类文化的前台,就要与当代文化交流,争取发言权;佛教思想要安顿现代人的迷惘、虚无,就要深入开发她的深层智慧,并作现代转化。霍韬晦先生就是作这项工程的先驱人物。

 

  霍先生主张佛学研究必须具有文献学、语言学、哲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、政治学等多维学科的基本训练。他本人身体力行,创造出一系列重要成果。他精通梵文,每每依据梵文原典,结合以上方法进行研究,例如重译唯识学之重要论书,写成《安慧「三十唯识释」原典译注》(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1980),补充唐代玄奘大师唯识学研究之缺;又编写佛学教科书《佛学》二册(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1982),提供坚实的印度、中国佛学入门训练。其中以梵文原典为骨干,配以解题,详述其思想背景、再作现代注释及现代汉译,如梵文本之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、《中论‧观有无品》、《唯识三十颂》,均有全新译文,为汉语学界佛学教材的一大突破。其书至今尚为北京中国佛学院及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采用。霍韬晦先生负责编写《中国哲学辞典大全》(韦政通先生主编,台湾水牛出版社出版,1983年)中之佛学条目,诠释新颖,为学界所激赏。

 

  为配合其佛教思想现代化运动,霍先生又译出《欧美佛学研究小史》(著者J. W. de Jong)及《佛教哲学──一个历史的分析》(著者D. J. Kalupahana)二书。对开新现代佛教,贡献极大。

 

  以上所举,是霍先生佛教学术活动的一隅,不过,霍韬晦先生并非一般研究性学者,他有特别强大的创造力和行动力,因为他对时代有深切的了解,对佛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情。他很早就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,他总觉得他有许多责任。70年代中,他开始在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向社会人士开设两年制的「佛学文凭班」,依现代进路把佛学智慧带给社会人士,大开新风;其后他成立的「法住学会」与法住文化书院,更面向学术界、文化界、教育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。例如1988年,主办「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」,此为两岸哲学界有代表性学者与海外学者之首次直接交流;翌年续办「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」,亦为两岸纪念太虚法师之首次盛会。此后续办国际会议多次,影响深远。

 

  霍先生对佛学,有其独到见解。他首先研究佛家逻辑,以「由果溯因」一语点出其精义,指出其论证形态,发前人之所未发;以「如实观」之观念,诠释佛学精髓,及贯通中印佛教思想之发展,言前人之所未言;又进一步将之提炼为一种研究方法,以探讨佛学乃至一切学问之本来面目,影响巨大。在行动上,霍先生大力阐发佛教之菩萨精神,以与儒学相应,共同承担时代之苦难。本此,在80-90年代,他开设「法住经会」,以现代观念讲述许多佛教的重要经典。如《阿含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解深密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等,其中部分已记录成书出版。能够如此全面翻新佛学,霍韬晦先生是第一人。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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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作为当代新儒家及国学大师的霍韬晦先生     >>

  佛学以外,霍韬晦先生更是儒学大师、国学大师。他本身就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。但他与其他新儒家人物不同之处,是他能够走出学院,走入社会、走进生活,开创出一条「生命儒学」的新道路,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。他的行动,被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先生认为是「为中国文化的继往开来开创新模式」。霍韬晦先生的新儒家事业究竟「新」在哪里?

 

  简单讲,当代的新儒学家,主要在于建立儒学的理论,但偏爱于理论,走不出学院围墙,使儒学远离生活、远离生命,失去了回应现代社会价值崩坍的能力。

 

  80年代初,霍韬晦先生就大声呼吁,现代人急需「文化教育」、「人格教育」,必须运用中国经典的智慧,以使现代人觉醒。他亲自讲学,为破除现代人的虚无、浑噩而奋斗。

 

  90年代初,他进一步把这种学问称为「生命成长的学问」。他指出:「儒门言学,绝非知识之学那么简单,无论孟子,无论荀子,无论后儒,在学的方向上一定回归自己,让自己的生命成长。使自己过关。过什么关?过本能的关,过名利的关,过诱惑的关,过毁誉的关,过是非的关,过一切足以障碍自己精神超升的关……所以,『学』便是一种锻炼,一种对道理的坚持,和一种对道理的体会。只有经此实感,才知道生命成长之道非虚说。」他说:「儒学应向生命回归」,换言之,「生命儒学」就是用自家生命践履出来的儒学。儒学当是一「既能成理,亦能成事」的学问。他说:「我们必须翻出只讲知识的方法论,另辟生命成长的阶梯,不能再以求知识的方法来进入生命,这才能首开生命之门。」、「『为己之学』,其原旨既然是充实自己、成长自己,那么就必然涵蕴着一能突破自己、能过自己的关的学问。」霍韬晦先生认为,读书求学与做人处世是同一件事,所以在他所办的各个机构,都悬出一副他撰写的对联:「文化回归生命,读书长养性情」,道出了中国读书人的真精神。

 

  霍韬晦先生在2009年召开了「百年儒学」学术研讨会,会后撰写了〈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──「百年儒学」会议宣言〉,并由数十位国内外著名学者,包括杜维明、韦政通等联署。〈宣言〉指出:历史正给予中国文化再生的机会,今天,儒学的历史使命在于:向生命回归、向教育回归。当代儒者该做的事,是生命成长的教育,社会已病,我们更需要的是对生命的光明有体会的人,对历史文化有信念的人,由他们来担当生命教育的老师,才有说服力。要直承孔子,作生命成长的教育,在学院之外,进行社会教化。这是社会儒学,或公民儒学,使社会成为一有教养的、文明的、合理的、正义的社会,但归根究柢,必须从每一个人的性情的开发开始,把它变成生活、礼乐、文化。这是生命之教,以开发性情为先,并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,以成就儒家社会,人人懂得自律的社会。

 

  讲儒学的人无不知道人心是价值的主体,但概念上明白是一回事,是否真能在一个具体的生命中建立出此主体,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所以霍韬晦先生指出:「难关不在外」,他指出真正的难关是人内在的局限,指的是思维、心理、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偏执。人生的关层层深入,潜在于生命存在之内,能层层突破,便是生命的成长,也是古人所谓成贤、成圣之路。此中关键,在于开启人的本有「性情」。所以他特别重视实践、重视知行合一、重视内在的感受、感动、感悟,这就是「性情」的跃动,他说:「有情的人才有行动,有情的人才不会妥协,有情的人才能贯彻始终。因为情是不忍、情是动力、情是生命之本质,生命因情的推动才有光辉。」人唯有先把自己的生命开通,由「情」来切入,才会有对生命、对社会、对历史文化、对天地的关切,人格和情操方可说也。因此,开启「性情」的第一步是打通阻塞,使人的自我放下,然后是体会人性之光明,发出无私之行。他认为这才是孔子之教:孔子之「仁」正是如此。所以他讲述、疏解《论语》,即以《论语性情学》为题,指出性情才是儒学讲进德、修业之根。

 

  霍韬晦先生深明生命之提升并非言说之事,无论是打通自我的障碍抑或体会无私之性情,都非言说。人如果能在幼年时即能获得开发,日后生命的健康成长自然更容易得到保证。为此,霍韬晦先生推动性情教育不遗余力,除在成人教育、家庭教育上大力弘扬性情之教、创办《性情文化》杂志作推广之道;更兴办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书院、研究所,务求创造优良条件,为下一代的健康性情奠下根基。

 

  进入21世纪,国内重新重视国学,但对「国学」之内容与名目,争议颇多。霍先生指出:「国学是立国之学」,乃国人精神之所寄,历史之所向,岂可无之?但如何从传统资源中见此大方向则必须分疏。所以他从90年代起,分别讲「易经领袖学」、「论语性情学」、「老子天地学」、「庄子逍遥学」、「孙子攻略学」等课程,又在港、新(加坡)两地设立「国学文凭班」,合经、史、文、哲为一,以见国学之全体大用。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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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韬晦教授一行人拜访南方大学学院

三、作为当代批判主流文化思想家的霍韬晦先生    >>

  霍韬晦先生精通佛学、儒学、国学,不过,此尚不足以见其学问之全,更不足以见其对国家、民族之情,及对人类前途的关切之心。读经必须致用,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慧识。这个时代是西方文化居主流的时代,西方的核心观念,如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人权等,被奉为普世价值。但是,他们的「自由」,真的能把人类带向一个健康、和谐、人与人之间能相亲相敬的社会吗?他们的「民主」,真能产生一个有承担力,令人信服的政府吗?还是因为选举的方式,要向不同的利益集团妥协,结果造成内部更多的争吵、国家更严重的分裂,代价不是更大吗?所谓「人权」,究竟是什么?维护的是个人的利益,形成封闭的自我,互相撑拒,还是人人都不能吃亏,一定要分配公平?究竟这有什么好处?互相计较的结果,只有彼此疏离,最后「父不父,子不子」,更不要说凝聚与成全了。现代社会为什么破裂?家庭关系为什么冷漠?霍先生认为:与这些被奉为绝对价值的西方观念很有关系。要解决问题,必须从西方文化的根源上反省,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。

 

  西方文化的毛病出在哪里呢?就是它引以为傲的「理性」。自希腊苏格拉底以「知识即道德」开始,对人自身行为与社会伦理的标准,即通过理性的认知解决;对世界的探求,也是一种纯理性的活动,要求所获得的知识,不可以违反矛盾律;也就是说,要通过经验的归纳来证明,结果产生科学方法。十六世纪后,科学知识一日千里,人们再把知识转化为技术,推动生产,资本主义于是形成,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也由此走上历史舞台。有些人成为得益者,但更多的人沦为受害者。

生产是进步了,但地球生态的破坏也形成了。人类享受到物质生活的便利,却不知道自己做了帮凶。霍韬晦先生以其悲天悯人之心,写了无数文章,为人类的前景提出了警告:关键不在技术,不在科学,而在近代西方文明的蔓延中只知效益、只知功利、只知享受、只知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,却没有安顿我们自己的心,没有化解功利主义、自由主义所掩盖的贪念,更不知道它源于一个封闭的自我。所以西方的理性有什么好?它从生命之主慢慢沦落为工具,此即工具理性,忘记了它原先的目的,反而助纣为虐。

 

  2003年,霍韬晦先生作了一系列的演讲,站在东方人文主义的立场,批判了西方主流的科学主义、自由主义、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。讲稿后来集结出版,他在〈后记〉中说:「对当代文化进行反省、批判,不是为了移开压在头上的大山,也不是为了替东方弱小社群出气,而是深感现代人类灾难的深重,不管东方与西方,大家都有无力之感。理性之害、制度之害、知识之害、技术之害……人类追寻幸福的历史,很可能变成受难的历史。」

 

  为什么这样吊诡?这一定要从历史文化的轨迹上去找寻答案。霍先生认为:文明本来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走出野蛮,化解先天的、本能性的障碍和局限,为什么到最后,文明反而被本能征服?理性到哪里去了?

 

  知识、技术、社会之外,就是政治。自从洛克提出人权,颠倒了权力是由上而下的方式,改为由下而上,主张主权在民,政府权力由人民赋予。必须承认,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,是合理的,是得到所有持份者的支持的。问题是,经过三百年的实践,民主已百孔千疮了:不但许多奉行民主的新兴国家政权不稳定,而且经济落后,社会沉疴难起。即使在民主最发达的英美,其内部的腐烂,政党的争吵也愈来愈严重。霍先生认为:此中必有原因,为什么奉行民主的国家,其社会质素愈来愈下?难道这是历史的必然吗?根据霍先生的研究,西方民主最大的问题是人离开其自身来要求政府,以为掌握了选票就可以产生幸福,结果政府换了又换,不断轮替,沉疴依旧。投票者从来都没有发现自己问题,却一味要求别人。这是求之在外,只知律人而不知自律。从中国传统文化看,正是关键之所在。其实民主只是一种机制,转换权力的机制,本身并无所谓善恶;起决定作用的是人,是投票者的质素。所以霍韬晦先生提出「优质民主」的概念,以挽救现行民主执行层面之不足。现行民主崇尚一人一票的选举方法,最后决胜负的是数量。霍先生很早指出:这是一种「平面化」的思维,只看「量」,不看「质」;只是从外延看「人」,没有从内容看「人」;抹杀了「质」的作用,结果整体质素一定下沉。这几十年全球民主推行的历史,已证实了霍先生的预言。

 

  根据霍先生的设想:真正能挽救民主制度的下沉,除非把东方文化、特别是儒家文化所说的教养,唤醒性情,开出良知或道德心灵的自觉,使自己心中有主,世界才有希望。 这是孔子之教,也是东方文化重视人人生命成长的精义。但在这个功利社会,行之什难; 霍先生知其难,因此主张不要只在知识层面说理,一定要有方法让人能认识自己的承担,换言之要推行一种唤醒生命、唤醒良知的方法,以作教育,而非只是现行的知识教育、技能教育,把人所本具的悲情大愿切入历史,切入社会,才能奋起创造。

这也就是霍韬晦先生努力从事性情教育的实践的原因。数十年来,已取得足以令人信服的成果。

四、作为当代践行型教育家的霍韬晦先生       >>

  有人说霍韬晦先生是奇人,此话说对了一半;他不但有「奇才」,而且「通透」;他不但是佛学大师,更是儒学大师、国学大师、思想家和文学家,非常博学,各种学问对于他真是出入无碍,许多问题到他那里,都能举重若轻,非常通透。不但如此,他还能把他所讲的做出来;不空言,成理之外,还能成事。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教授,就称誉霍韬晦先生是「现代孔子」。在因为他能以身行「教」,以行践「道」。

霍韬晦先生在国内外办了好几所学校,推行他的「性情教育」。「性情」有多重要?他这样说:「从孩童时代起,就让他感受到关怀、感受到爱、感受到希望。因为只有在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儿童才感受到性情的正能量,而有性情的人才有动力,才有希望,才有对理想的追求,和承担的魄力。《易经》所谓『蒙以养正』,千百年来,早已成为中国教育的圭臬。」他所办的学校,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,尤其是儒学来教养下一代。他认为:开发孩子的健康心灵,必须在生命成长的第一步开始,以后的路才有保证。中国人常说「慎乎始」,正是教育的真谛。现代人最需要的,是恢复其志气,加深其修养,认识其生命,开阔其眼界,扭转其思维,提升其境界。一言以蔽之,霍韬晦先生是为了国家的未来和人类前途而办教育的,所以他才能不分国界、不分地域,普遍施教。虽然仍是以华人为主,因为性情教育的理念毕竟是来自中国传统,文献、资源具在,要把它落实,自然以华人为先。往后,则不必以华人自限。他是一个真正的践行型的教育家。

 

  自1994年开始,霍韬晦先生创立了包罗中西文化,以生命成长为主的学习课程「喜耀生命」,自己亲执教鞭,以活泼教学形式个别对应学生,学生受到启发而重塑人生、重建家庭和事业已近万人,成功个案数千,部分已辑录成书,成为《生命教育实录》。二十年后的今天,「喜耀生命」课程依然每月开办新班,分别在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举行。

与此同时,霍韬晦先生也常常被邀,对企业及香港政府多个部门进行培训,以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等古籍作资源,讲授领袖学、管理学,为社会储备领袖人才。

 

  「喜耀粤西学校」是霍韬晦先生实践「性情教育」的重要基地,它令儒学理论得以在基础教育中落实展开。喜耀学校由香港「喜耀教育文化基金」支持,于1999年底创办,是一所非牟利的民办学校,现有学生一千多人。在十五年的实践中,霍先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。霍先生根据孔子的六艺: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,深入其精神,提出了「喜耀新六艺」。他认为孔子的六艺,其实是开发人的各种能力。例如《诗》是开发人的感受力,《书》是开发人的记忆力,《礼》训练人的自制力,《乐》引发人的创造力,《易》教导人观察,进而培养理解力,《春秋》则是领导力,如何带领群众走向理想。把六艺推展演化,即可得十八种能力,但都是以性情为本。这一个体系,可说是新儒学的教育体系,但本之孔子,对孔子的教育内容作了深入探讨,得其神髓,再作现代转化,成为教养孩子全面成长的纲领。

 

  在教育方法上,霍韬晦先生更有许多新设计,如「入、转、出」,「接、转、开」,及「读经十二法」等,不但令人耳目一新,更重要的,是能够使孩子主动学习,乐在其中。善教与善学,相得益彰,不必家长担心、老师苦恼。

霍韬晦先生致力把儒学带回生命、带回家庭、带回社会、带回学校,以回应历史呼声,感染了无数人。2005年,霍韬晦先生于凤凰卫视节目「世纪大讲堂」中主讲「中国文化还有生命力吗?」一题目时,由实践而来的真实经验与信心,再加上其对西方文化的优、缺点的洞悉,即时感动了一位署名「一个盼望已久的中国人」的人士,通过凤凰卫视当局向霍韬晦先生寄来了一百万港元支票,以支援他为振兴中华道德文化的学校教育之用。足证人心未死,德不孤,必有应。

 

  2013年,霍韬晦先生入选为「20世纪中国最杰出科学家(哲学家)」之一,他的文化事业和学术成就正受到各方重大的肯定、好奇和关注。不过,他在不同的场合中都避谈他个人对自己这些成就的看法,对各方的赞美轻描淡写,说:「即使是尧舜事业,亦如浮云过太虚。成事不必在多,成功不必在我,最重要是见证」,见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,不负古人。一切外在之东西,在他看来都是不足为恃的。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,别出心裁,另辟蹊径,都是一大创造。此外,他和对有缘来学的人所作的无私的教化,却无时不印证着他对生命的关怀悱恻与对中国文化的大愿深情。他是以这种悲天悯人之心,行悲天悯人之教,作此开创性的文化、教育工作。所以围绕着霍先生身边的学生,时常都流露着对他的一份由衷的敬爱。学问的涵摄力与人格的感染力,我相信是生命儒学的真实见证,中国人说道由人传,所谓「苟非其人,道不虚行」(易传),其此之谓乎!

五、作为词曲新领域开创者的霍韬晦先生      >>

  霍韬晦先生之思想及事业,具有开创性,推陈出新,高瞻远瞩,走在时代之先,已略说如上,但还有一项值得推重的,就是他本人的才情。他年轻时,曾写散文、小说,以文笔简炼,读者以为是久经世故的长者。后读哲学、佛学、国学,思想更为通达,文字更有魅力。许多思想上、文化上的重大问题,他三言两语便「境界全出」。他善于以浅白的文字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,例如他每期在《法灯》上所写的头版评论,后集合成《法住于世》出版(四卷),便是最堪咀嚼的思想性、哲理性散文。

 

  除此之外,霍先生还从事词曲的创作。他最先写词,目的是感受生命、成长生命,提升精神境界,并请名家配曲,一方面辅助性情教育之进行,一方面回归孔子「诗言志」之礼乐传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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